学习历史规章，铭记初心使命

笔者认为这两点理由都值得商榷，村委会和居委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但基础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地方机关，基础很重要，但其性质依然是群众自治组织，而不会因为重要就改变性质成为国家机关。

不仅适用于法律，也适用于宪法。摘要: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

事实性规范与之不同，它将宪法视为政治事实，具有原则属性。这是由我国国体性质决定的，现行宪法并没有变更国体。因之，如何依据解释理论发展中国本土的宪法实施理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魏玛宪法的坚定捍卫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宪法的守护者》一书中列举了三个机构，它们分别是法院、立法机关和总统。[5]但是，在解释的帝国里，法院未必是首都，法官也不再是王子，更不是先知和预言家。

其三，国会有权实施宪法就目前看，是制定单行的合宪性审查法，还是通过修改有关法律来设置程序规定，需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考虑。我的确在研究中国立宪史，但同时我也会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美国立宪史的研究上， 如2016年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卡尔霍恩的州人民主权论以及美国宪制结构的历史变革》一文，就是对美国立宪史的研究。

作为现代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中西激辩过程中。这也是未来依宪治国的内容。请问，您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答：从我个人来说，我大体做三项研究。一般说来，党的重大会议决定和文件都会转化成国家意志，国家意志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宪法。

我们看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变化来自于外部。但今后要逐渐转化为以宪法为基础调配中央与地方权威性、权力与责任、僵硬性和富有活力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依宪治国是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处理好分权制衡的制度难题，即对于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也要给予它们相应的自主权。我不反对规范宪法和法律解释学的研究，但宪法学中还有宪法的政治 性这一块。今后我会加强国际性方面的研究。如果不通过司法解决，势必会导致群情激愤，若是人们抱团游行造成社会压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正常的法律诉求反而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一个社会就会放弃司法救济。

贪腐一般都是个人行为，走的都是刑 事诉讼程序，而不是行政诉讼程序。宪法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定是很开放的，但管制社会的行政类法律是滞后的。但是现阶段行政权力过于强大，一定程度上带来很多问题和弊端。第三，我研究宪法有两个切面，纵切面是时间切面，我要梳理百年中国立法史，横切面是比较宪法学，最近我的研究又开始关注国际法。

在依宪治国过程中，通过法律来追究违法主体的责任，一个是个人责任，一个是部门责任。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宪法学研究分为对政治宪法的研究和对法律宪法的研究。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制度的组织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

地方政府看起 来有权力，但实际上没有权力，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我研究宪法学不同于一般宪法学者的几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首先，我比 较关注宪法学中的政治宪法这一 块。这些东西会激发中央与地方经济的创造性。这是中国未来宪法学的前沿。这样一来，维稳的力量就会增长，伤害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人们对司法越来越绝望，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我强调宪法学的历史性。

以上三性是我不同于其他宪法学者研究宪法的特点。如今，在中国各界，依宪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政治宪法学同时也是规范宪法学，只不过这个规范和现在的规范宪法学的规范有所不同。尤其是国际性，是我最近研究的特点。

众所周知，您不仅学贯中西，学术理论功底深厚，还能够把握时代趋势，引领学术发展。第三是賦予社会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几代领导人均在重要的时间点上反复提出这个概念，可谓意义重大。目前，外部冲击最重要的就是高新科技、经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观念。其次，依宪治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也就是 说，中央有时通过重申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强化宪法中已有的某些内容，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此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党的重要会议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会进一步强化依宪治国的作用，依此来治理国家

上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人物，他们在中国或许十分短暂而浅显的行谊和言论，但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因为支撑他们的不是其人其事本身，而是他们背后的西方现代普遍性的力量使然。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任期七年，得连任一次，非大逆不道不负责任。

应该说，民初制宪之际，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面临的就是一个孙中山刻意留下的一个宪制烂摊子，这里的因果缘由，宪制史上已经早有定论，即围绕着临时约法中的总统制还是总理制，孙中山与宋教仁等人的争论以及最后的结果，导致袁世凯接受南北和谈时的宪法约束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困境。因此，梁启超与国民党是迥然相异的，但梁启超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因为这种行为也是从根本性上破坏了立宪政体，颠覆了共和体制，它造就的不是共和立宪制下的强权总统，而是专断独裁的君主，是传统中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皇帝体制已经被历史扫地出门，不可能恢复了。

总之，制定与实施袁记约法是利大于弊，如果袁世凯能够担起大任，承担宪法赋予的总统职权，或许真是国家之福祉。依据这部袁记约法之规定，立法权归诸新成立之立法院，其不具备监察权。

鉴于此，在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制定中，便采取了一种制宪会议的形式（约法会议）来制定现代中国的宪法，这里暂且不说袁记约法之短长（下文再论），即便就制宪形式来看，应该承认，这是中国立宪史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它一改以前国会制宪的弊端，通过设立一个专门的制宪机构来制定宪法，就从制宪形式上克服了议员制宪的利益纠缠之困境，显然此举凝聚着古德诺等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的宪法学智慧。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还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法政思想界讨论古德诺的论文不多，但理论的视野与史学界别有不同。正是基于此，他考察了当时中华民国的构建过程以及制宪体制，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在我看来，民初十年包括袁世凯执政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纷争和理论分歧都与宪制国家的确立与否有关，宪制国家可谓当时一切政治与宪法问题的枢纽，而不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但这样的立宪政体是需要条件的，如果说，清王朝在晚清立宪时能够真正做到君主立宪制，那毋宁是一种幸事，但清王朝搞什么假立宪真帝制，所以导致失败最后错失了良机，至于袁世凯，由于各种原因，他已经不可能重新创制一个君主制，做皇帝，搞什么君宪救国论，这是荒唐的杨度之流的梦想，袁世凯所能做的是实施总统制的立宪共和制，对此，他是支持的，古德诺也是赞同的，因为在立宪共和制下的中国，需要一种国家能力的建设，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行政领导。

古德诺支持与主张的是前者，即在中国实施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这个体制赋予总统重大的权力，为什么要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力，是由于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加上民族特性与历史传统，其转向现代的共和与民主的宪政体制，需要一个过渡阶段或过渡时期。即中国在民初之际，党派纷争日趋剧烈，社会经济积贫积弱，国家能力严重不足，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者主持国家行政，统一国家的军事、外交、税收和财政，协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边疆的关系，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即便不是袁世凯，也需要其他的政治强人来承担，梁启超虽然与袁世凯多有不睦，但还是在中华民国约法制定方面，甚至在天坛宪草期间，依然支持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支持宪法赋予总统较大的权力。

政府取内阁制，国务员对众议院负责，众议院对国务员有弹劾权（以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列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预算案先交众议院。按照这套中国立宪史观，对于宋教仁被刺、宪法起草委员会之组建、天坛宪草、中华民国约法、洪宪帝制，以及后来的护法战争、张勋复辟，直到曹锟宪法之颁布，总之，关于民初十年制宪的革命与反革命、内阁制与总统制、共和制与君主制、帝制复辟与民国再造、战争与和平、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等等，都会形成诸多不同于教科书革命史观主导下的理论叙事。